据介绍，铁路部门日常发售的一般为指定日期、车次、席别及出发、到达车站，供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车票。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从2021年开始，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计次·定期票，该产品不限定具体车次，购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席别的列车。目前，有效期为90日的计次·定期票有10次、20次2种产品，有效期为30日的计次·定期票有10至60次间次数不等的11种产品，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与普通车票相比，计次·定期票各类产品享受不同幅度的价格优惠，购买的产品次数越多，优惠幅度越大，较好地满足了通勤、商务旅客需求。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App)“计次·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版块购买。

为了更好服务旅客旅游出行，促进铁旅融合发展，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1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较好地适应了旅客灵活出行、边走边游、快旅慢游的旅行需求。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同)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App)“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版块购买。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App)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App)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利用AI炮制虚假信息。当前AI技术加速迭代升级，涉及具体行业、领域的造假信息极易误导公众。5月中旬，“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的说法迅速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证伪，相关约谈名单系部分社交账号通过AI软件捏造。“自今年5月起，个人存款计结息规则统一规范将在全国所有商业银行进入常态化严格执行阶段”“新规会影响储户存款利息”等说法，也是部分自媒体利用AI生成并加以散播。经核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从未发布所谓《个人存款计结息规则统一规范》，所谓“新规”系对行业惯例的误读与包装。

虚构灾害事故，渲染公众恐慌。近期全国多地发生大暴雨、特大暴雨灾害，相关涉汛谣言随之出现。网上流传“武汉特大暴雨水漫大街”“襄阳严重内涝”“焦作山洪暴发”等视频均为发布者拼接外地或往年素材，移花接木而成，引发不必要的公众担忧，多名造谣者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网传“四川绵阳北川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3人死亡”系造谣者为博取关注而编造虚假信息。柳州发生地震后，衍生出“精准预测余震”“建筑坍塌”等大量不实信息，或违背科学常识，或为AI生成，相关部门及时辟谣，防止不实信息进一步扩散。

歪曲民生政策，制造公众焦虑。“北京小客车有渠道可‘免摇号’‘包京牌’‘无车报废’”的说法，严重违反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管理规定，这些所谓“捷径”背后，隐藏着“专项作业车冒用路权”“违规改装”“合同无效”“保险拒赔”等大量风险。对于网上流传“交通安全统筹”等服务属于车险的说法，金融监管部门也及时发布提示，明确该服务为非经营性互助行为，并非保险。驾培新国标落地之际，网传“科目二五项变八项、难度翻倍”，则混淆了交通运输部门规范驾校资质的“驾培国标”与公安部门主管的“驾考新规”。

近期，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AI造假信息。中央网信办部署“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AI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AI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散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假冒仿冒他人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机构和网站平台。公安机关通报“马某某利用AI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赵某某利用AI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等多起涉AI谣言典型案例，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发声澄清，有效遏制谣言蔓延。

大会同步发布《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可持续发展倡议书》。紧扣四川粮食安全发展使命，倡议书提出：坚守耕地红线，扛牢稳粮保供重任；依托科技创新，推进种业振兴，落实良田、良种、良法、良技“四良”融合；树立大粮食观，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做强川字号农产品品牌；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涉农人才，激活产业发展活力；深化区域协同协作，联动共建天府粮仓，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升级；倡导爱粮节粮风尚，践行勤俭节约理念，夯实天府粮仓建设根基。

眉山市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市现有耕地232.63万亩，高标准农田保有量160万亩；2025年粮食总产量129万吨，粮食单产430公斤，位列四川省第二位；粮食加工产值达133亿元，“东坡大米”等品牌省内外知名度持续提升。2025年，眉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居四川第五位，收入总量由全省第四位提升至第三位；该市天府粮仓示范区建设工作，已连续三年获四川省政府督查激励。

“大案不敢碰、复杂案件不敢接，怕程序出错、怕证据链不稳；民生小案办不透，人脸识别、个人信息泄露，群众反映强烈，但取证难、定性难、处置难；文书制作不规范、电子数据取证不标准、案卷质量参差不齐，离‘规范、严谨、闭环’还有差距；服务企业‘一刀切’，园区企业、街道小微企业、外资企业需求不一样，服务方式跟不上、精准度不够。”在5月25日的比武竞赛启动仪式上，上海市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处长王璐一一列举。

在比武科目上，设置了“政治思想理论、网络法律法规、网络执法文书、调查取证固证、执法办案实操”等5个科目。其中，科目五“执法办案实操”包括信息内容安全类、网络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类两类。团体赛则分初赛、复赛和最终的决赛。初赛线上考评，16支队伍选出8支；复赛分为内容类、网安类两组，进行执法案卷评查、电子数据取证、模拟执法问题竞答，选出3支队伍进入决赛。而最后的决赛则包括线上理论知识竞赛、电子数据取证演示、执法案卷和办案实操汇报、指导队员讲评、模拟执法问题竞答等。“比武竞赛不是走过场，而是要练政策把握、练证据固定、练程序闭环、练法律适用。”王璐说，“就是对着痛点来、盯着短板补、照着实战练。”

作为此次比武考核的技术支撑单位，公安部三所数安中心专门设计开发的能力测评系统，将理论知识、文书制作、取证操作、办案实务融为一体，科目设置针对性强、内容齐全，为后续常态化开展实务培训考核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让选手在法律适用、执法流程、技术支撑和应急响应等方面得到沉浸式训练，既测评了综合能力水平，也发现了短板弱项。

在总结致辞中，上海市政协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互联网业联合会会长姜迅希望，真正把比武练兵成效转化为网络治理实践，围绕“保安全”“维稳定”“防风险”，积极发挥网络执法惩戒、纠偏和震慑作用，综合运用适应互联网特点的处置处罚手段，压实企业平台主体责任，实现网络空间风险防范的定点突破和靶向治理，以网络法治之力护航新兴领域科技创新发展。

广东茂名一名20岁男子在韶关龙斗峰失联已逾20天，引发关注。6月9日，新京报记者从失联男子母亲处了解到，目前暂无儿子消息。当地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 有驴友曾与男子擦肩而过 失联男子李泽锋的母亲庄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儿子是广东茂名化州人，今年20岁，是广州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一学生。5月18日晚，儿子室友打来电话，称李泽锋于5月15日13时许离校后一直未归，且手机无法拨通。庄女士随即联系儿子，也听到“暂时无法接通”的语音提示。 庄女士回忆，儿子最后一次联系自己是在5月13日，“5月15日还跟他爸爸联系，要生活费。”但在沟通中，儿子并未提及前往龙斗峰的登山计划。 报警后，庄女士从警方处了解到，5月15日，李泽锋独自搭乘火车前往韶关始兴县；5月16日凌晨4时许，李泽锋从龙斗峰山脚开始登山，“中午之后的轨迹就查不到了。但在山脚下发现了他的露营帐篷。”李泽锋在龙斗峰的影像。受访者供图有热心驴友提供线索称，查看拍摄的影像画面时发现曾在16日中午与李泽锋擦肩而过，彼时他身穿紫色雨衣、背着黑色双肩包，紧靠一角落休息。庄女士表示，那是目前儿子现身的最后影像，“希望大家可以传播寻人消息，让更多好心人知道，尽快找到我儿子。” 6月9日中午，新京报记者从始兴县委宣传部获悉，当地正在密切关注此事，消防、卫健、公安及专业搜救队伍等相关力量正在搜救中，出动了无人机、警犬等协助搜寻，目前暂无李泽锋的消息，“最近总是在下雨，这也给搜救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 龙斗峰曾多次发生驴友被困事件 公开资料显示，龙斗峰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与始兴县交界，是广东三大险峰之一，有广东“小华山”之称，被誉为“广东K2”（登山界习惯用K2称呼攀登难度极高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始兴县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龙斗峰是野山，始兴县隘子镇人民政府曾于2025年9月、2026年4月发布《关于禁止在龙斗峰开展登山、攀岩等户外活动的通告》，通告显示，龙斗峰山区及周边未开发区域面积较大，部分地段位置偏僻，地形复杂、地势险峻，无交通设施、无通讯信号，缺乏专业登山道路和安全设施，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擅自攀爬可能面临滑坡、坠落等危险。 近年来，这里多次发生外来驴友因体力不支被困山中甚至发生意外等情况。为切实保障广大户外活动爱好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一切单位或个人非法进入龙斗峰及周边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徒步、野炊露营、登山攀岩或其他人为活动，对未经批准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的单位或个人，一切财产损失、人身损害等后果由活动组织单位和个人自行负责，如构成犯罪行为，将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编辑 彭冲 校对 杨利